Category Archives: 法律与分析

广东省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工资集体协商在广东

2013年10月中旬,由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领衔的7个NGO组织、上百个工人代表联署发起订立《劳资集体谈判守则》的倡议。这个守则是在这些参与、经历数十起集体谈判个案的基础上制订。他们希望通过这套规则与程序的实行,大大降低劳资双方的互不信任程度,使谈判的过程更加顺利,谈判的效果更加理想。

湖南大学教授:市场化集体谈判成功案例——番禺利得鞋厂劳资集体谈判分析

各级总工会应转换思路,在劳资冲突最突出的企业介入,引导劳资双方谈判协商。在日常工作中,各级总工会要做的,恰好是劳工NGO现在做的工作:培训工人、引导工人、组织工人,提供法律援助。这样,工会和集体协商才能得到工人的认可;才能建立劳资自主博弈、谈判协商解决劳动争端的长效机制。

2014:劳工事件盘点

在已经过去的2014年,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产业冲突事件陆续发生,共同织就了一幅劳动关系日趋紧张的画卷。在这些产业冲突事件中,劳动关系的多主体参与博弈成为了我国劳资矛盾发展的新特征,例如,劳方集体协商代表的积极作用,媒体曝光劳资冲突事件的影响,劳工信息传播和话语建构,基层工会改革等都呈现出新的景象。因此,围绕工人主体的社会各界整合不断深化,一个融合了工人、社会工作者、知识分子、传媒人、法律人等群体的多方互动博弈的集体劳动争议模式正在萌生和发育之中。

本文通过盘点本年度发生的几起重大劳工事件,并通过对这些事件过程的再现,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也为集体劳动争议的现状与治理探讨更多可能性。

以广中医大附院为例,谈地方政府劳工对策类型及社会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参与的20余起工人集体行动案件资料,分析了地方政府处置集体行动的微观过程及其社会影响。广东省政府在应对大量的罢工事件中展示出了三类劳工对策:将劳资双方纳入现有体制机制中对话以解决劳资冲突的协调型、动用维稳资源控制劳资冲突的管控型、及通过司法系统惩罚集体行动工人代表的压制型。通过深度分析政府不同劳工对策详细生动案例以及对数十名工人的访谈,我们发现协调型劳工对策政府投入资源少,且有利于推动劳资对话机制的形成;管控型和压制型劳工对策虽然能暂时平息工人群体事件,但并未真正威吓工人,相反引起了工人对政府公信力的强烈质疑。

案例法律分析:番禺恒宝饰物工人维权

由华南师范大学孔繁华副教授、中山大学黄巧燕副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李骏怡博士、“集体谈判论坛”编辑何远程及财新记者王婧等5人组成的调研小组调查了恒宝厂工人代表被刑拘事件,并完成了此份调查报告,揭示集体行动中工人代表的真实处境,并探讨了涉及的法律问题。

黄岩:创制公民权:劳工NGO的混合策略

布洛维曾经乐观地认为在向资本主义转向的同时所产生出的公民社会中,在原社会主义工厂中得到锻炼的具备组织和批判精神双重条件的工人阶级团体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劳工机构正是这种力量的表达,女性联网和打工族服务部中的潘毅和曾飞洋扮演了组织倡导者角色。劳工NGO以松散的方式不断地产生滚雪球效应,这两家机构不断地孵化出持同样理念的NGO,在跨国倡议网络的支持下,珠三角地区的劳工机构以其独特的行动方式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