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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洋母亲正式起诉新华社、邹伟、广州公安番禺分局、广州第一看守所

广州市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劳工公益人曾飞洋的母亲近日已就新华通讯社、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社记者邹伟、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对曾飞洋本人名誉侵权行为委托常玮平律师,正式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意味着曾飞洋母亲将以原告身份,同时起诉新华通讯社、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社记者邹伟、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等五位被告。

凤凰网:广东劳工NGO案被捕人之一何晓波已取保候审

4月7日晚,广东劳工NGO案被捕人之一何晓波,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到佛山家中。

何晓波于2015年12月3日被刑事拘留,罪名为涉嫌“职务侵占”,在押时间超过四个月。其代理律师尚满庆告诉凤凰网,1月7日佛山检察院正式批捕何晓波后,3月7日佛山市公安局将案件延期侦查一个月,按照法律规定,4月7日是公安机关必须将案件移交检察院起诉或撤案的时间,目前并未收到撤案通知。

财经:劳工NGO从业者被刑拘引发的思考

就曾飞洋和朱小梅的工作内容来看,支持工人推动集体谈判的过程,可能是其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原因,这其中涉及到了一个法律实践上的悖论。

工人和用工方之间如果出现矛盾,虽然有《劳动法》等法律规范双方的关系,但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通过博弈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达成妥协方案。现实中,用工方往往处于强势地位,会直接宣布对自己一方更有利的单赢方案,而不会主动让利于工人。这时,工会的缺位,就让工人一方的谈判地位处于弱势,也让博弈的过程无法有序展开。在没有工会代表的情况下,工人如果希望争取到更有优惠的利益,需要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与用工方博弈,并在法律专家的支持下获得政府部门的介入和支持,由政府部门协调劳资双方启动集体谈判。

母亲节专访朱小梅:姐妹们,相信自己可以撑起半边天!

16岁开始外出打工;16年在日立金属厂工作。由于吃苦肯干,半年时间升职为副班长,4年后已经是系长(基层管理);现在就职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从一线工人到公益人,这些转变为她带来了什么?工作与生活,她又是如何看待的?“打工妈妈有力量”,让我们一起倾听小梅的故事。

南都:14年寻路劳工服务 带领劳工NGO转型

曾飞洋 他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他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他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时代稳固的基石。

曾飞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彼时他跟大多国人一样,对N G O一词闻所未闻,心中仅有一份朴素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微薄报酬,步履维艰地维持机构存续。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契机打开了热血青年的视野,他决意携“打工族”转型,不想一役成功,便在番禺造就了外界眼里第一个“国内劳工N G O”。

南都公益基金会:一个劳工NGO的夹缝生存:步履维艰

曾飞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成立于1998年。彼时他跟大多国人一样,对NGO一词闻所未闻,心中仅有一份朴素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微薄报酬,步履维艰地维持机构存续。
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契机打开了热血青年的视野,他决意携“打工族”转型,不想一役成功,便在番禺造就了外界眼里第一个“国内劳工NGO”。

中国工人杂志网:打造为工人说话的工会——专访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党组成员孔祥鸿

孔祥鸿:广东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这就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广东地区的劳工NGO(注:非政府组织)和同乡会非常活跃。据统计,全省有1000多家。

对于自发性的民间团体,广东省委的态度是开放包容的。省委认为,绝大部分劳工NGO不存在政治利益诉求,同乡会是乡缘团体,NGO组织与同乡会是市场和社会转型中的产物。如果我们过于政治化,通过维稳手段来打击它们,反而会让NGO、同乡会走向政府的对立面。

汪洋书记主政广东伊始,就着力研究和解决社会组织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问题,提出要把工会建成社会枢纽型组织,引导NGO和同乡会的健康发展,承担管理与团结这些社会组织的职能。所以在今年,广东省总工会将成立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设立一个这样的平台。

新快报:中国“草根NGO”:理性回归之路

当下,“和谐社会”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NGO作为政府、市场、公民的三元社会结构中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正在受到公众及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中国本土的“草根NGO”,还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洋NGO”,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发挥其本来的社会功能,如何在制度形式、法律条例、管理模式、活动方式、社会形象乃至员工队伍和管理运作上完善与发展,这都将是NGO以及政府与公众所要共同面临的问题。